文｜老达子
本文共4500字，阅读时长大约9分钟前言
说到国民党的缔造者，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。
可真正把一个松散的革命帮会改造成现代政党、在全国大选里拿下八百多个席位中的多数、差点用一纸宪法把袁世凯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人，不是孙中山。
是宋教仁。
这个31岁的年轻人，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项天才级别的政治工程。但工程还没验收，操盘手就被一颗子弹带走了。
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，这个被时代杀死的天才～
巨幅牌匾下的泥泞筑路人
1912年，孙中山辞掉临时大总统之后，自封了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满脑子都是十年修十万公里铁路的宏图大志。至于改组政党、去国会里跟袁世凯争权力这些具体的政治活儿，他基本不沾边。
真正站在风口浪尖上四处奔走的人，是。
当时的同盟会，说好听点是革命政党，说直白点，就是各个山头、地方会党和海外留学生拼凑起来的松散联盟。各派平时各干各的，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内部还在为经费和领导权吵成一锅粥。
这么一个靠江湖义气和暴力起义撑着的秘密结社，拿什么跟深谙官场权谋、手里攥着北洋军精锐的袁世凯斗？
宋教仁看得非常清楚：民国既然建立了，革命党就得从破坏者变成建设者。他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跑，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——把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跟同盟会合并，重新组建了一个现代政党，取名国民党。1912年8月13日发布《国民党宣言》，8月25日正式成立。
在《宋教仁集》下册收录的宣言里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国民为国主体，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，故颁其名曰国民党。”“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，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……而今仍不然，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。”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没有政党政治的民国，就是一个空壳子，是假共和。
这时候的孙中山，更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尊神像，负责在重大场合出来发表演讲、凝聚人心。宋教仁才是那个在台下挥汗如雨、把各种零件组装成一台机器的工程师。
这种微妙的关系，清代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里宋江和吴用的那段话说得特别透：
“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，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，有军师之体。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，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。两个人，心里各各自知，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，写得真是好看煞人。”
孙中山负责宏大叙事，宋教仁负责明明白白驱策群力。他不仅用一整套现代代议制度重塑了国民党，甚至在制度设计上，悄悄完成了对旧权力的过滤。
墨迹深处的双雄裂痕
很多人以为孙中山和宋教仁是亲密战友。但你去翻翻宋教仁的日记，或者日本外务省保存的密件，就会发现这俩人的政治理念和脾气性格，差得非常远。
宋教仁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，直接到你不敢相信。台北文星书店影印的《我之历史：宋教仁日记》，1907年2月28日这天，宋教仁记下了同盟会内部因为国旗样式闹翻的一次大吵。
孙中山非要用自己设计的青天白日旗，黄兴觉得不妥想改，孙中山死活不改还骂人，黄兴气得要退出同盟会。
宋教仁在日记里写了一句非常毒的评价：
“余则细思庆午（黄兴）不快之原因……实则此犹小问题。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、虚心坦怀以待人，作事近于专制跋扈，有令人难堪处故也。”
专制跋扈，这是宋教仁亲笔写给自己的话。
性格上的冲突，到后来直接演变成了路线上的根本对立。孙中山一辈子信奉暴力革命和武装暴动，觉得手里有枪就能解决一切。宋教仁不一样，他在日本流亡期间，疯了一样地钻研西方各国宪法和财政制度，把英法德美日的宪法全翻译了一遍。
他认准了一条死理：民国既然建了，革命就得上轨道，用选票和法律代替枪炮。
这种认知上的鸿沟，在宋教仁和日本人的私下谈话里表现得更加露骨。根据日本外务省政务局《关于宋教仁之秘件》（1908年11月23日监听记录）的记载（注：这份记录是日本特务监听转述的情报，学界普遍认为日方有挑拨革命党内部矛盾的政治目的，可作侧面参考，不是宋教仁亲笔表述）：
“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，中国革命要达目的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相信，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，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。”
到了1910年底，他的判断更清晰了。在1911年1月10日的日本外交报告中，记录了他和串户真佐树的谈话：
“无论是孙（逸仙）的势力或是康（有为）的势力，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。到国会终于开设时，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。”“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，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。”
宋教仁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新人物。他要用的不是枪杆子，而是一套不流血的、文明的、有规则的方式，来接管这个新国家。孙中山还在琢磨怎么在南方各省搞武装的时候，宋教仁已经把全部赌注押在了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上。
试图用纸张锁住猛兽的囚笼游戏
宋教仁的自信，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法律和制度的设计能力。他要干两件事：在制度上把国民党从孙中山个人的光环里剥离出来，再用同一套制度把袁世凯关进笼子。
改组国民党的时候，宋教仁在起草《国民党规约》时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微调。规约第四章“职员”里有这么两条：
“第十八条 本党本部职员如左：理事九人；参议三十人……第十九条 理事：代表本党，综揽党务。“
注意看这里：宋教仁废除了同盟会时期孙中山说一不二的“总理独裁制”，改成了合议制的“理事委员会制”。孙中山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，但他忙着修铁路，又觉得改组这种事没意思，直接宣布不管党务，让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全权打理。
就这么一个精妙的制度设计，宋教仁合乎程序地把总理的绝对权威架空了，自己成了国民党实际上的最高掌权人。合法合规，滴水不漏。
掌握了党的控制权，下一步就是去北京跟袁世凯争国家权力。
他的武器，是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里的国务员副署权。这部宪法第五章写得明明白白：
“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，负其责任。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、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，须副署之。“
什么叫副署权？大总统发的任何命令，没有内阁总理签字，法律上就是一张废纸。宋教仁的计划是：通过国会选举让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，然后以多数党领袖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，组建一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。袁世凯顶着大总统的名号，权力全在总理手里。
在《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》里，宋教仁把他的蓝图写得毫不掩饰：
“由内阁实行负责任，凡总统命令，不特阁员副属，并由内阁起草，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。”
用纸张和法律锁住北洋猛兽，这算盘打得确实精。
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在《石叟牌词》里，对几个革命党巨头有个非常清醒的评价：
“国民党中人物，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。盖克强（黄兴）直爽易与，逸仙（孙中山）空想无实，惟钝初（宋教仁）精明强干，深悉法制，且多谋略，有实行之手段，故袁氏视之如眼中钉。”
袁世凯不怕孙中山，孙中山搞的那些武装起义，在袁世凯这个职业军人看来就是小儿科。但袁世凯非常害怕宋教仁。因为宋教仁手里没有一兵一卒，却在用一套合法的、文明的规则，试图把北洋军的刺刀融化在投票箱里。
枪杆子不怕枪杆子，怕的是法律。
悬空花圃与冰冷枪口
宋教仁这盘棋确实下得漂亮。1913年初的全国大选，国民党一举拿下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。八百多个国会席位里，国民党占了绝对大头。宋教仁入京组阁，似乎板上钉钉。
但这个天才计划有一个致命的硬伤。
民国初年的这场大选，跟现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完全不是一回事。那是一场严格限制财产和教育程度的精英选举。根据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第一编第一章第四条，选民得年满二十一岁，在选举区住满两年以上，还得满足年纳直接税两元以上、或有五百元以上不动产、或小学毕业这些条件。
那个年代文盲率极高，绝大多数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，能有资格拿到选票的，只有地方士绅、商人和少数知识分子。国民党在国会里拿到的几十万张选票，背后并没有广大底层工农的支持。
换句话说，宋教仁的这套现代政党政治，只是在社会的最上层搭了一座漂亮花园，花园底下没有地基，悬在北洋军阀的枪口之上。
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，用非常冷峻的第三方视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制度缺陷：
“南京临时参议院之所以仓促决定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，其动机本不纯粹……乃因惧怕袁世凯之个人权势，欲借此制度束缚其手脚。此种‘因人立法‘之举，反使宪政之始即埋下政争与谋杀之恶因。宋教仁深信法理可以战胜枪炮，殊不知在军阀眼中，一纸约法不敌一营禁卫军之刺刀。”（顾维钧 156）
因人立法，书生天真。
清代张竹坡评《金瓶梅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冷热美学：
“一部书，上半截热，下半截冷。……冷眼者内心温暖，执热者内心冰凉；内外俱热者乃异数，内外俱冷者恐不久于世。”
辛亥之后的中国，本质上是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冰冷世界，内外俱冷。而宋教仁，偏偏是一个抱着一腔赤诚、死心塌地信法治的执热者。他跑得越快，在台前越风光，跟这个冰冷现实的摩擦就越剧烈。
清代戚蓼生在《石头记序》里写过一句批语，简直就是宋教仁1913年春天的写照：
“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，而式微已盈睫矣。”
他人生最显赫、最丰整的顶点，毁灭的子弹已经抵在了眼睫毛底下。
穿堂风中的未剪车票
1913年3月20日夜，上海火车站。
冷风在站台里穿堂而过。22点45分，宋教仁正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。他手里攥着一张沪宁铁路头等车票，如果没有意外，这趟车会把他送到权力的最高点。他将在那里组建内阁，实现宪政梦。
一声枪响。
枪手从背后近距离开枪，子弹从腰部射入，穿过腹部。当时的混乱现场，上海《民立报》是这样记录的：
“宋先生被刺后即退立铁栏旁告同行者曰：‘吾中枪。‘其声甚低。……据车站西崽言，当时开枪声即追出，似是一人在地上起望外狂奔，自里月台至站门中间连跌二次，随跌随起，脚奔竟至逸去，其时并无一巡警在旁。”
杀手连跌两次狼狈逃走，偌大的车站，一个巡警都没有。暗杀背后，是一张由北京、上海和帮会势力织起来的黑色大网。
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后来搜查应桂馨住宅，翻出了一堆密电。那些冰冷的字眼，把所谓的文明规则撕得粉碎：
【3月13日 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】：“毁宋酬勋位，相度机宜，妥筹办理。”【3月14日 应桂馨复洪述祖电】：“梁山匪魁，四处扰乱，危险实甚，已发紧急命令，设法剿捕之，乞转呈，候示。”【3月18日 洪述祖复应桂馨电】：“寒电立即照办。”
毁宋酬勋位——干掉宋教仁，换一个勋位。这就是军阀时代的规则。宋教仁还在用选票和辩论在阳光下争，他的对手已经在黑暗里用暗号买他的命了。
更让人心酸的是，宋教仁临死前居然还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，苦苦恳求：
“伏冀大总统开诚心，布公道，竭力保障民权，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临死哀言，尚祈见纳。”
开诚心，布公道。直到咽气的那一刻，他还相信那个手握重兵的军阀会良心发现，会遵守一纸宪法。子弹穿膛而过，他还在讲道理。
宋教仁死讯传到北京那天，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脸色惨白，绕着会议桌转了好几圈，嘴里嘟囔着：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，岂不是我卖友，哪能算人？正在吃饭的袁世凯只叹了口气：遁初可惜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可惜。就这两个字，给中国第一次宪政尝试判了死刑。
清代毛宗岗评《三国演义》，写到诸葛亮之死时留了一句：
“武侯既死，文字便觉萧索，天下便无复英雄矣。”
宋教仁一死，民初政坛上的文字也萧索了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各方势力再怎么吵，好歹还在用文明的方式分蛋糕。他一走，斯文和规则被踩得稀碎，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选票和约法打不过刺刀，谁手里有枪，谁说了算。
那张去北京的车票，终究没有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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