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|老达子
本文共4500字,阅读时长大约9分钟前言
说到国民党的缔造者,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。
可真正把一个松散的革命帮会改造成现代政党、在全国大选里拿下八百多个席位中的多数、差点用一纸宪法把袁世凯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人,不是孙中山。
是宋教仁。

这个31岁的年轻人,用不到一年的时间,完成了一项天才级别的政治工程。但工程还没验收,操盘手就被一颗子弹带走了。
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,这个被时代杀死的天才~
巨幅牌匾下的泥泞筑路人
1912年,孙中山辞掉临时大总统之后,自封了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,全国各地到处跑,满脑子都是十年修十万公里铁路的宏图大志。至于改组政党、去国会里跟袁世凯争权力这些具体的政治活儿,他基本不沾边。
真正站在风口浪尖上四处奔走的人,是。
当时的同盟会,说好听点是革命政党,说直白点,就是各个山头、地方会党和海外留学生拼凑起来的松散联盟。各派平时各干各的,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内部还在为经费和领导权吵成一锅粥。
这么一个靠江湖义气和暴力起义撑着的秘密结社,拿什么跟深谙官场权谋、手里攥着北洋军精锐的袁世凯斗?
宋教仁看得非常清楚:民国既然建立了,革命党就得从破坏者变成建设者。他在上海和南京之间来回跑,干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——把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公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跟同盟会合并,重新组建了一个现代政党,取名国民党。1912年8月13日发布《国民党宣言》,8月25日正式成立。
在《宋教仁集》下册收录的宣言里,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:
“国民为国主体,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,故颁其名曰国民党。”“夫共和立宪国之政治,在理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……而今仍不然,则中国虽谓为无共和立宪国之实质焉可也。”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:没有政党政治的民国,就是一个空壳子,是假共和。
这时候的孙中山,更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尊神像,负责在重大场合出来发表演讲、凝聚人心。宋教仁才是那个在台下挥汗如雨、把各种零件组装成一台机器的工程师。
这种微妙的关系,清代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里宋江和吴用的那段话说得特别透:
“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,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,有军师之体。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,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。两个人,心里各各自知,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,写得真是好看煞人。”
孙中山负责宏大叙事,宋教仁负责明明白白驱策群力。他不仅用一整套现代代议制度重塑了国民党,甚至在制度设计上,悄悄完成了对旧权力的过滤。
墨迹深处的双雄裂痕
很多人以为孙中山和宋教仁是亲密战友。但你去翻翻宋教仁的日记,或者日本外务省保存的密件,就会发现这俩人的政治理念和脾气性格,差得非常远。
宋教仁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,直接到你不敢相信。台北文星书店影印的《我之历史:宋教仁日记》,1907年2月28日这天,宋教仁记下了同盟会内部因为国旗样式闹翻的一次大吵。
孙中山非要用自己设计的青天白日旗,黄兴觉得不妥想改,孙中山死活不改还骂人,黄兴气得要退出同盟会。
宋教仁在日记里写了一句非常毒的评价:
“余则细思庆午(黄兴)不快之原因……实则此犹小问题。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、虚心坦怀以待人,作事近于专制跋扈,有令人难堪处故也。”
专制跋扈,这是宋教仁亲笔写给自己的话。
性格上的冲突,到后来直接演变成了路线上的根本对立。孙中山一辈子信奉暴力革命和武装暴动,觉得手里有枪就能解决一切。宋教仁不一样,他在日本流亡期间,疯了一样地钻研西方各国宪法和财政制度,把英法德美日的宪法全翻译了一遍。
他认准了一条死理:民国既然建了,革命就得上轨道,用选票和法律代替枪炮。
这种认知上的鸿沟,在宋教仁和日本人的私下谈话里表现得更加露骨。根据日本外务省政务局《关于宋教仁之秘件》(1908年11月23日监听记录)的记载(注:这份记录是日本特务监听转述的情报,学界普遍认为日方有挑拨革命党内部矛盾的政治目的,可作侧面参考,不是宋教仁亲笔表述):
“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,中国革命要达目的,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相信,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,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。”

到了1910年底,他的判断更清晰了。在1911年1月10日的日本外交报告中,记录了他和串户真佐树的谈话:
“无论是孙(逸仙)的势力或是康(有为)的势力,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。到国会终于开设时,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。”“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,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。”
宋教仁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新人物。他要用的不是枪杆子,而是一套不流血的、文明的、有规则的方式,来接管这个新国家。孙中山还在琢磨怎么在南方各省搞武装的时候,宋教仁已经把全部赌注押在了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上。
试图用纸张锁住猛兽的囚笼游戏
宋教仁的自信,很大一部分来自他对法律和制度的设计能力。他要干两件事:在制度上把国民党从孙中山个人的光环里剥离出来,再用同一套制度把袁世凯关进笼子。
改组国民党的时候,宋教仁在起草《国民党规约》时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微调。规约第四章“职员”里有这么两条:
“第十八条 本党本部职员如左:理事九人;参议三十人……第十九条 理事:代表本党,综揽党务。“
注意看这里:宋教仁废除了同盟会时期孙中山说一不二的“总理独裁制”,改成了合议制的“理事委员会制”。孙中山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,但他忙着修铁路,又觉得改组这种事没意思,直接宣布不管党务,让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全权打理。
就这么一个精妙的制度设计,宋教仁合乎程序地把总理的绝对权威架空了,自己成了国民党实际上的最高掌权人。合法合规,滴水不漏。
掌握了党的控制权,下一步就是去北京跟袁世凯争国家权力。
他的武器,是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里的国务员副署权。这部宪法第五章写得明明白白:
“第四十四条 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,负其责任。第四十五条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、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,须副署之。“
什么叫副署权?大总统发的任何命令,没有内阁总理签字,法律上就是一张废纸。宋教仁的计划是:通过国会选举让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,然后以多数党领袖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,组建一个清一色国民党的政党内阁。袁世凯顶着大总统的名号,权力全在总理手里。
在《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》里,宋教仁把他的蓝图写得毫不掩饰:
“由内阁实行负责任,凡总统命令,不特阁员副属,并由内阁起草,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。”
用纸张和法律锁住北洋猛兽,这算盘打得确实精。
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在《石叟牌词》里,对几个革命党巨头有个非常清醒的评价:
“国民党中人物,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。盖克强(黄兴)直爽易与,逸仙(孙中山)空想无实,惟钝初(宋教仁)精明强干,深悉法制,且多谋略,有实行之手段,故袁氏视之如眼中钉。”
袁世凯不怕孙中山,孙中山搞的那些武装起义,在袁世凯这个职业军人看来就是小儿科。但袁世凯非常害怕宋教仁。因为宋教仁手里没有一兵一卒,却在用一套合法的、文明的规则,试图把北洋军的刺刀融化在投票箱里。
枪杆子不怕枪杆子,怕的是法律。
悬空花圃与冰冷枪口
宋教仁这盘棋确实下得漂亮。1913年初的全国大选,国民党一举拿下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。八百多个国会席位里,国民党占了绝对大头。宋教仁入京组阁,似乎板上钉钉。
但这个天才计划有一个致命的硬伤。
民国初年的这场大选,跟现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完全不是一回事。那是一场严格限制财产和教育程度的精英选举。根据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第一编第一章第四条,选民得年满二十一岁,在选举区住满两年以上,还得满足年纳直接税两元以上、或有五百元以上不动产、或小学毕业这些条件。
那个年代文盲率极高,绝大多数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,能有资格拿到选票的,只有地方士绅、商人和少数知识分子。国民党在国会里拿到的几十万张选票,背后并没有广大底层工农的支持。
换句话说,宋教仁的这套现代政党政治,只是在社会的最上层搭了一座漂亮花园,花园底下没有地基,悬在北洋军阀的枪口之上。
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,用非常冷峻的第三方视角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制度缺陷:
“南京临时参议院之所以仓促决定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,其动机本不纯粹……乃因惧怕袁世凯之个人权势,欲借此制度束缚其手脚。此种‘因人立法‘之举,反使宪政之始即埋下政争与谋杀之恶因。宋教仁深信法理可以战胜枪炮,殊不知在军阀眼中,一纸约法不敌一营禁卫军之刺刀。”(顾维钧 156)
因人立法,书生天真。

清代张竹坡评《金瓶梅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冷热美学:
“一部书,上半截热,下半截冷。……冷眼者内心温暖,执热者内心冰凉;内外俱热者乃异数,内外俱冷者恐不久于世。”
辛亥之后的中国,本质上是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冰冷世界,内外俱冷。而宋教仁,偏偏是一个抱着一腔赤诚、死心塌地信法治的执热者。他跑得越快,在台前越风光,跟这个冰冷现实的摩擦就越剧烈。
清代戚蓼生在《石头记序》里写过一句批语,简直就是宋教仁1913年春天的写照:
“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,而式微已盈睫矣。”
他人生最显赫、最丰整的顶点,毁灭的子弹已经抵在了眼睫毛底下。
穿堂风中的未剪车票
1913年3月20日夜,上海火车站。
冷风在站台里穿堂而过。22点45分,宋教仁正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。他手里攥着一张沪宁铁路头等车票,如果没有意外,这趟车会把他送到权力的最高点。他将在那里组建内阁,实现宪政梦。
一声枪响。
枪手从背后近距离开枪,子弹从腰部射入,穿过腹部。当时的混乱现场,上海《民立报》是这样记录的:
“宋先生被刺后即退立铁栏旁告同行者曰:‘吾中枪。‘其声甚低。……据车站西崽言,当时开枪声即追出,似是一人在地上起望外狂奔,自里月台至站门中间连跌二次,随跌随起,脚奔竟至逸去,其时并无一巡警在旁。”
杀手连跌两次狼狈逃走,偌大的车站,一个巡警都没有。暗杀背后,是一张由北京、上海和帮会势力织起来的黑色大网。
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后来搜查应桂馨住宅,翻出了一堆密电。那些冰冷的字眼,把所谓的文明规则撕得粉碎:
【3月13日 洪述祖致应桂馨密电】:“毁宋酬勋位,相度机宜,妥筹办理。”【3月14日 应桂馨复洪述祖电】:“梁山匪魁,四处扰乱,危险实甚,已发紧急命令,设法剿捕之,乞转呈,候示。”【3月18日 洪述祖复应桂馨电】:“寒电立即照办。”
毁宋酬勋位——干掉宋教仁,换一个勋位。这就是军阀时代的规则。宋教仁还在用选票和辩论在阳光下争,他的对手已经在黑暗里用暗号买他的命了。
更让人心酸的是,宋教仁临死前居然还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,苦苦恳求:
“伏冀大总统开诚心,布公道,竭力保障民权,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,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。临死哀言,尚祈见纳。”
开诚心,布公道。直到咽气的那一刻,他还相信那个手握重兵的军阀会良心发现,会遵守一纸宪法。子弹穿膛而过,他还在讲道理。
宋教仁死讯传到北京那天,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脸色惨白,绕着会议桌转了好几圈,嘴里嘟囔着: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,岂不是我卖友,哪能算人?正在吃饭的袁世凯只叹了口气:遁初可惜,早知如此,何必当初?
可惜。就这两个字,给中国第一次宪政尝试判了死刑。
清代毛宗岗评《三国演义》,写到诸葛亮之死时留了一句:
“武侯既死,文字便觉萧索,天下便无复英雄矣。”
宋教仁一死,民初政坛上的文字也萧索了。他活着的时候,各方势力再怎么吵,好歹还在用文明的方式分蛋糕。他一走,斯文和规则被踩得稀碎,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:选票和约法打不过刺刀,谁手里有枪,谁说了算。
那张去北京的车票,终究没有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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